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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西方早2000年,中國已打破“王侯將相有種”,不是陳勝吳廣

2021-11-19  百家雜評

公元前209年,陳勝在大澤鄉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激起了起義者的反抗之心,然后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在很多人看來,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句話,打破了先秦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代表庶民參政的開始。

那么,陳勝這句話準確不準確呢?其實,如果從時代上看,陳勝這句話振聾發聵,的確具有時代意義,但如果從狹義上看,陳勝這句話并不準確,并不符合時代特征。

根據史料記載,第一位平民政治家大約是姜子牙,據說他家道中落,做過屠夫,開過旅館,由于家貧而做了贅婿,70歲時整天四處釣魚,但這樣一位窮老丑的男人,卻在隨后的日子里翻云覆雨,周文王拜他為“太師”,尊他為“太公望”,周武王尊他為“師尚父”,成為周人軍事統帥,后來建立齊國,輔佐周成王、周康王等。一位窮老丑翻身為帝國數一數二的重臣,無疑已經驗證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

當然,甲骨文出土之后,人們發現“姜”字本義是女羌人,并不代表姓氏,羌字本是被俘的男羌,大約商朝晚期時姜字可能演化為姓氏,羌字成為部落名稱。因此,從文字上解析可知,姜子牙應該不是普通人,極有可能代表了羌人的利益,所以周人才會重視姜子牙。也就是說,姜子牙得到重用的前提,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是他的特殊身份,在羌人中的地位,因此當時還處于“王侯將相有種”的時代。

其實,甲骨文中的“民”是一目被刺,以獨眼作為奴隸的標志之一,“人”與“夷”、“尸”相通,一般用于被征服部族后臣服之人,地位低下,還可以作為“人牲”,總之商朝統治階層與“民”、“人”似乎不是一個物種,當時“王侯將相的確有種”。因此,當時“民與人”中哪怕有才智高絕之士,統治者也不會重用,否則就會動搖統治基礎,比如紂王只是任用了幾個地位低下的“小臣”,就被比干、周武王等人視為四大罪狀之一。

西周至春秋晚期之前,在史書上留下姓名的王侯將相,基本上都是貴族后代,或者說雖然落魄但有輝煌的祖先。我們熟知的秦穆公用五張羊皮換得奴隸百里奚,其實百里奚本是春秋虞國大夫,晉國滅掉虞國后百里奚才淪為奴隸,因此秦穆公任用奴隸百里奚為相,只是延續了“王侯將相有種”的做法。不過,作為曾經王侯將相的百里奚等淪為奴隸,其實也從另一面說明王侯將相無種了。

春秋晚期時,由于多年戰爭,很多諸侯慘遭滅國,大批王侯將相淪為平民、乃至奴隸,于是以前被貴族壟斷的知識開始下移,這是百家爭鳴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平民階層中也出現了一批高素質人才,而以孔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辦私學,提升了平民階層的素質,進一步打破貴族對知識的壟斷,所以孔子偉不偉大需要透過具體時代來看。也就是說,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當時的“民”已經不全是如同雜草一樣懵懵懂懂,不全是沒有學識的了,不全是“民多而無識”。

由于列國兼并激烈,不少諸侯國開始重視人才,孔子不少弟子本是平民,后來卻擔任了不小的官職,比如子路。不過,受制于當時的傳統,平民即便能力出眾,不僅不可能擔任王侯將相這些要職,甚至擔任一般官職時還要經歷更多的考驗,最典型的是孫武,伍子胥在吳國沒有受到考驗立即擔任高官要職,但地位比較低下的孫武卻要通過練兵考核。

進入戰國之后,戰爭殘酷程度進一步升級,滅國危機時刻籠罩在各國頭上。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為了國家強大,不在殘酷的戰爭中被滅掉,于是戰國七雄先后開始變法,沒有變法或變法力度較小的國家后來基本陸續被滅。尤其重要的是,七國變法的內容中,幾乎都有重視人才、選拔有能力者上位的改革。

魏國第一個變法,任用李悝主持變法,史稱“李悝變法”,第一條是廢除奴隸制時代的世襲制度,根據能力來選拔官吏,取消舊貴族原本享受的世襲俸祿,用來招募賢才,發展生產。秦國商鞅變法,主張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斗,頒布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哪怕一個毫無社會地位的貧民,只要不斷立下軍功都能升上高位。齊國鄒忌變法,鄒忌本身就不是什么顯貴,“以鼓琴見威王”而得到重用,他本人非常注重推薦人才,變法內容中有“謹擇君子”這一條。楚國吳起變法,提出“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裁減冗官,選賢任能,罷除無能無用之輩。燕國樂毅改革或燕昭王改革,確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則,只將官爵、祿位授予有功、有能的人,以克服“親親”、“貴貴”的用人傳統。韓國申不害變法提到“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而申不害本人是“鄭之賤吏”,韓國滅鄭后成為韓國低級官員,最終卻為相15年。唯一沒有明確提到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是趙國胡服騎射。

通過戰國七雄的變法可見,當時已經打破了僵化的貴族血統論,中國社會階層不再固化,下層有能力者可以通過努力、通過才華成為高官,乃至成為帝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申不害、商鞅、龐涓、孫臏、李斯、蘇秦、張儀等人,起初社會地位都不高,但經過努力之后,他們都成為了高官顯貴。

經過變法之后,如果說關東六國的階層固化還很強的話,那么秦國對階層固化的破壞就比較徹底了。原本,秦國就有廣納天下英才的傳統,變法之后更是“變本加厲”,只要能使用的人才,秦國國君一般都會使用,連呂不韋這樣的商人都能擔任宰相,張儀、李斯原本地位都很低下,后來官場歷練之后,讓秦王看到了出眾的能力,最終成為秦國宰相。

因此,陳勝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時代氛圍來看就不準確,從秦國國情來說更不準確,陳勝之所以這么說,主要以激起他們“迅速暴發成為王侯將相”的野心與反抗之心。當然,如果將戰國到秦末這一段時間的概括起來,那么“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的確可以作為整個時代的印記,標志著平民參政時代的開啟。

秦朝之后,貴族政治與平民參政齊頭并進,持續時間長達千年之久,直到宋朝之后平民參政成為主流,勛貴身份反而在政壇上更為敏感。

漢朝時推出了“察舉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時期的世官制,說到底是地方官員在轄區內挑選品學兼優者,將之推薦到中央,由中央考察考試之后任命官職,給了底層有能力者一個上升的通道。

三國時期,曹操提出“唯才是舉”,首要考慮的是有沒有能力,而不是孝不孝、德不德,這是中國用人制度的巨大進步。但魏晉后門閥控制了政治,非門閥之人很難升為高官,用人制度出現倒退,社會階層固化嚴重。直到隋唐時期,門閥的存在威脅到了皇權,隋唐皇帝推行科舉制,吸收寒門子弟以與門閥士族抗衡,牛李黨爭就是這一體現。唐朝末年,黃巢起義毀滅了很多大家族,導致士族勢力衰敗。

宋朝之后,隨著科舉制的完善與盛行,寒門子弟逐漸成為主流,低層平民只要有才,即可“朝為讀書郎,暮登天子堂”,選拔當時社會認可的“有能力之人”,重點不再看其身份如何,已經成為皇帝與萬民的共識,這種共識一直延續至今。

數千年來,中國之所以一直領先世界,與社會階層可以流動關系很大。相比中國,近代之前歐洲一直是貴族政治,階層固化嚴重,直到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才逐漸解決掉過去的階層固化問題,因此某種意義上說法國大革命與陳勝吳廣起義一樣偉大。

可以說,早在戰國之初王侯將相無種時代已經到來了,比陳勝吳廣起義早了200余年,陳勝喊出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確具有非同一般的歷史意義,但就當時時代而言,這句話卻不準確,只能說是陳勝野心的體現,想要快速成為王侯將相,而不是一步一個腳印的發展。而這種想要“暴富”的心態,應該也是陳勝成為流星的關鍵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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