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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學區房嗎?

2021-11-05  最愛歷史...
    先秦大思想家孟子幼年喪父,母親沒有再嫁,母子倆艱難度日。

    最初,孟母帶著孟子住在墓地附近。沒多久,孟子就跟著鄰居小伙伴一起,以模仿大人辦喪事為樂。孟母很擔心,怕兒子長大可能要從事殯葬業,沒出息,于是舉家搬遷到了一處靠近集市的房子。

    集市很熱鬧,做生意的商販來來往往。年幼的孟子很快又跟新玩伴玩起了模仿的游戲,模仿怎么招呼客人,怎么討價還價做買賣。孟子模仿得越起勁,孟母的頭就越疼——這里也不該是我兒子居住的地方。

    又搬家,搬到一處屠宰場附近。若常住下去,孟子長大后恐怕就要成為戰國版張飛了。孟母搖搖頭,決定再搬家。

    這次搬到了學宮附近。孟母看到兒子整天模仿學堂里先生和學子的言行舉止,鞠躬、謙讓、行禮,心里十分安慰:“這才是我兒子該住的地方。”

    按照當代人的理解,孟母三遷的故事其實就是一個偉大母親經過實踐,最終選擇并認同“學區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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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母三遷”是當代學區房最好的廣告。圖源:網絡


    “學區房”是一個當代的概念,而且產生的時間很晚,至今估計不過三四十年。廣義上,學區房指的是大學、高中、初中以及小學周邊的房子,狹義則是特指重點學校周邊、且具備入讀資格的房子。

    但如果從國人對于居住環境中教育氛圍的看重這一角度進行理解,那么,“學區房”的觀念就可以追溯到孟母三遷的戰國時期,甚至更早。

    而古人對良好教育與科舉功名的追求,本質上就是一部“學區房”的發展與墮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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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舉制度被發明以前,古人追逐“學區房”的動機可謂相當純粹,就是為了學習知識而遷居、置業,不抱有其他目的。后世看中“學區房”有利于升學或考取功名的功能,在隋唐以前是不存在的。

    東漢時,蜀郡成都有個學霸,名字就叫張霸。張霸七歲通曉《春秋》,懂禮節,行孝道,被認為是像孔子的弟子曾子一樣的圣人,故人稱“張曾子”。

    張霸長大后,博覽五經。博覽五經在當時是最高學問的代表。

    這下整個帝國都知道成都出了這么個博學大儒,于是,張霸居住的片區就成為當時的“學區房”。孫林、劉固、段著等一批年輕人,為了方便向張霸學習,紛紛在張霸住室的附近買房。



    張霸由此成為歷史上以一己之力帶動片區房價的第一人。

    后來,張霸為官多有政績,數次升遷做到了侍中。時任虎賁中郎將鄧騭是漢和帝皇后鄧綏的哥哥,屬于典型的外戚權貴。聽聞張霸的名氣,鄧騭想與他交朋友,但張霸猶豫不作回答。眾人笑他不識時務,張霸卻毫不在乎。

    張霸一直活到70歲病逝,臨終前,他給兒子們寫了一封遺書,交代后事。

    遺書說,如今蜀道阻遠,不宜運歸鄉里,可就近把我埋葬,有足夠掩埋頭發、牙齒的地方就行了。人生一世,應當受別人尊敬,如果死后不能好好安排自己,那簡直是太受罪了。所以,務必遵照速朽的原則,體現我的心愿,切記切記。

    兒子們遵照父命,將他葬于河南梁縣(今屬河南汝州),然后在那里安了家。而當年成都的“學區房”,隨著張霸的離去,也就失去“學區”的價值了。

    到了北宋,又有一人像張霸一樣帶動了片區房價升值。此人名叫宋敏求,家住帝都開封春明坊。



    宋敏求是個官二代,憑借父蔭和個人努力,后來官至龍圖閣大學士。但他更出名的身份,是藏書家。

    他是北宋首屈一指的藏書家。史載,他家中藏書達三萬卷,而且,由于他經常親自動手對家中藏書進行校對,所以天下讀書人都以他家的藏書為善本。士大夫們對朝廷典故每有疑議,必前往請求宋敏求指正。

    有些人家有巨量藏書,卻秘不示人。但宋敏求為人慷慨,樂于跟別人分享他的藏書,所以他的口碑很好。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其主要助手兼副主編劉恕曾特地繞道到宋敏求家中借覽藏書。宋次道對劉恕的到來也頗為高興,每天都準備好酒好菜,熱情款待。劉恕則口誦手抄,晝夜不停,足足住了十天,抄夠了他所要的資料才離去。

    據宋人筆記《曲洧舊聞》記載,由于宋敏求居住在春明坊,“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即租金)常高一倍”

    你看,就因為宋敏求家的藏書量大質高,讀書人爭相恐后想在他家附近安家,使得春明坊一帶的房價和租金比周邊整整高出一倍。這要擱現在,一個頂級中學的學位,才能有這么強大的升值能力吧。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也是春明坊宅子的“大客戶”。史載,王安石“在館閣時,僦居春明坊,與宋次道(宋敏求,字次道)宅相鄰”。憑借住得近的優勢,王安石遍覽宋家所藏的唐人詩集,后來才編選了《唐百家詩選》。

    但很可惜,宋敏求家的藏書在宋哲宗時期毀于一場大火,史稱“文獻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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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宋敏求生活的宋代,人們追求“學區房”的動機已經摻雜了功利色彩。這主要是隋唐以后科舉制帶來的普遍性成才焦慮導致的。

    宋敏求是官二代,按照宋朝的制度,他可以直接承父蔭而入仕做官,無需遭受科舉的折磨。但他深知時代的焦慮,很關注區域之間的教育均衡性問題。他曾向朝廷建言說,各州縣只有學校而無學官,所以學生士子容易離開本鄉本土到外面去拜師求學,請求在各州縣設立學官。

    就像如今“學區房”的存在,或者說房價的居高不下,背后的問題在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從宋敏求的建議中,可以看出古人已經意識到問題的核心所在。

    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于考取科舉功名,整個國家內部形成了一條逐級向上的遷居鏈條。用南宋人洪邁的話來說,那就是:“縉紳多以耕讀傳家,而鄉野之間讀書非便,問學非便,故自村疃遷于縣、自縣遷于郡者多矣。”

    的遷居鏈條,跟如今望子成龍的父母們的所作所為并無區別。人心不變,為了子女讀書升學而遷居置業的經濟邏輯也不變。這就是學區房的本質。

    而這條以下一代的教育和科舉為核心的遷居鏈條,它的最頂端就是帝都

    歷朝歷代,帝都基本都是文化中心,匯聚了最高端的教育人才和資源,因此其各種生活成本,包括“學區房”的價格,必定也是最高的。所有人擠破頭都想在帝都立足,但只有少數財富精英家族或文化精英家族才能留下來。



    早在唐朝,尚未成名的白居易到帝都長安求取功名,有一次,他去拜訪文學前輩顧況。

    顧況看到他的名字,隨口調侃了一句:“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意思是,你的名字叫“居易”,但我要告訴你的是,帝都成活成本高昂,你要定居下來可不容易呀。你得有兩把刷子才行。

    年輕氣盛的白居易肯定被顧老先生戳到痛處了。要想在競爭白熱化的帝都站穩腳跟,哪怕聰穎過人如白居易也不容易呀。

    白居易深知這一點,他自小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

    到了29歲,白居易考中進士,這是相當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時考中進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輕。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動。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三登科第”,順利得到官職——秘書省校書郎。經歷多年的困頓漂泊和不懈努力之后,他終于在帝都定居下來。

    后來,顧況看到白居易寫的詩,讀到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句,不禁贊嘆說:“道得個語,居即易矣。”能寫出這樣的詩,定居長安也不難。

    從隋唐以后,大批有財或有才的精英家族涌入帝國都城,從而推高了生活成本,使得“學區房”的價格居高不下,而這又衍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冒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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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有官員向宋仁宗上奏:“今開封府舉進士者至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戶籍。”

    自科舉制度開始實行的隋唐以來,各個朝代的秀才、舉人錄取名額基本都采取區域分配制。這就像如今的高考采取分省錄取制一樣,會出現一些地方錄取率高,另一些地方錄取率低。唐朝詩人柳宗元曾經指出,“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這是說,帝都的錄取名額很多,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擬的。北宋都城開封,同樣存在錄取名額的巨大優勢,所以才出現了冒用開封籍參加科舉的現象。

    向宋仁宗上奏揭露冒籍現象的官員舉例說,廬州舉人王濟的哥哥王修己,在開封府的祥符縣買了十八畝田地,因而有了開封府戶籍,于是王濟投遞家狀時,竟然謊稱王修己是自己的父親,以求在開封應試。還有一名叫王宇的士子,也加入了王濟這一戶,連家狀上“三代”部分,也借用了王濟的父祖三代——為了科舉,連自己的父親都不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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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趙禎。圖源:網絡


    這名上奏的官員請求朝廷加強限制,要求只有在開封有戶籍十年、且居住在此的士子才可以在開封參加科舉。

    可見,帝都“學區房”房價高企,使得一些人開始鉆空子,采用冒籍的形式分享科舉資源優勢。而這反過來沖擊了“學區房”市場,加劇了科舉不公平。因此,當時的官員才提出在帝都參加科舉必須“人戶一致”的建議。

    或許是認為“有開封戶籍十年”的規定過于嚴苛,宋仁宗最終下詔,將這一年限減至七年,即“舉人有開封府戶籍七年以上不居他處者”,才可以在開封參加解試。

    盡管此后歷代對“科舉移民”都有所限制,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這一附加在“學區房”價值之上的現象。清代乾隆年間,蘇州城一家弟兄倆聽說北京進士好考,于是讓父親在北京轄下的順義縣買下一座破房子。兩人順理成章地參加了北京的科舉,并雙雙考中,成了科舉移民現象中的一對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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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學區房”與科舉戶籍產生關聯的時候,這場讀書人集體參與的階層躍升競賽已經進入了內卷的加速通道。

    由于各地區之間的讀書風氣差異甚大,有的地方文風很盛,讀書人為考個秀才或舉人擠破頭;有的地方沒有讀書的風氣,稍一用功就能輕輕松松考個功名。

    正如歐陽修所說:“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這是說北宋的情況,但歷代基本都是如此,錄取率高的省份是十分之一,錄取率低的省份是百分之一,這中間是十倍的錄取率差異。所以古代讀書人以買房入籍的形式,用腳投票,紛紛移民錄取率高的地方。

    大到全國,小到一個府內部,都存在買房入籍的操作。

    如今的福建省莆田市,在明代稱“興化府”,下轄莆田縣和仙游縣。其中,莆田縣尤其出科舉人才,整個明代,莆田縣出了494名進士,是全國出進士最多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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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縣是明代出進士最多的縣。

    全國唯一的“七代進士家族”——黃壽生家族,同樣來自莆田縣。在明朝200多年間,這個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進士,在整個科舉時代無可超越。

    相比之下,同屬興化府管轄的仙游縣,在科舉上就顯得很“弱雞”了。



    為了爭奪有限的科舉名額,明朝崇禎年間,莆田和仙游兩個縣發生了激烈的“泮額之爭”

    簡單來說,泮額就是古代上官學的名額,上了官學才更有機會考取功名。莆田人擅長科舉,縣內競爭激烈,官學名額不夠,于是,很多莆田人就近搬到仙游,買房子,買田產。莆田人看中的是,仙游這個“學區”的競爭沒那么激烈。但這卻導致了仙游人的不滿。

    面對莆田人涌入本地購買房產,仙游人第一反應不是慶幸本地“學區房”的升值,而是陷入了本地生源升學率的焦慮之中。仙游人本來就不擅長考試,如今要面臨莆田人的“降維打擊”,一方面是官學學額被擠占,另一方面是本地升學陷入內卷。

    因此,仙游人不滿莆田人的“跨縣競爭”,將情況反映到了福建學政那里。

    當時的福建學政為此專門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叫做“罷一復一”。“罷一”就是莆田人從此不能再去仙游置房、買地,占用仙游的官學名額;而“復一”就是仙游人不能去當時興化的府學上官學,興化府學的名額全部留給莆田人——這相當于仙游人只能上縣級中學,不能上市級中學。

    雖然這個折中的解決方案,暫時緩解了兩縣的爭端,但仙游人對自己不能上興化府學一直耿耿于懷。

    大約七八十年后,清康熙年間,朝廷才取消了“罷一復一”的政策,允許仙游人與莆田人公平競爭,擇優入府學。當然,這也只是給了仙游人名義上的尊重而已,由于莆田人讀書一直比仙游人厲害,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興化府學的名額十個有九個都被莆田人收入囊中。仙游人為此又憤懣不已,與莆田人的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

    同一個府轄下的兩個縣,尚且存在如此根深蒂固的宿怨,更不要說全國有那么多地方,面對參差的教育水平與錄取名額分配,要構建一種絕對公平的科舉競爭環境是多么的困難。一直到晚清,福建、廣東等省為了地區內部的“科舉移民”問題,還時常爆發族群械斗。

    或許,只有當“學區房”回歸到知識的價值本身,這一貫穿科舉制1300年的公平之爭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決。一旦“學區房”被附加了教育資源、科舉名額乃至炒作升值的意義之后,它就成為了社會問題的導火索。這個道理,古今皆然。

    只是在現實功利的引導下,那些購置“學區房”的人,早已忘記了孟母三遷的本意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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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岳麓書社,2009年

    [宋]龔明之、朱弁:《中吳紀聞·曲洧舊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程民生:《論宋代科舉戶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

    鹵面、美蕊:《“泮額之爭”——莆仙地區明清之際的教育資源分配問題》,“三莆”,201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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