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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偉大的財產 (轉貼)

2014-04-13  jeffers_w...
共和十二年風月28日,波塔利斯(Portalis)向“立法會議”(Corps législatif)提交了一份包括36項已經表決過的法律草案,定名為《法國人之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cais)〖1〗。他在回顧法典的起草工作時寫道:“我們在拋開一切激情與利益的冷靜思考之中迎來了《民法典》草案的誕生,也就是說,迎來了人們可以‘給予’和‘受領’的‘最偉大的財產’的誕生。”
自那時以來,兩個世紀過去了,《民法典》最引人注目的,與其說是它的內容,不如說是它的“長壽”。雖然,在那些相繼立國的國家里,法國《民法典》可以作為樣板的時代已經發生演變;對法典本身先后進行的修改、修訂與增加,也改變了他原來的面貌,它如同一座古老的宮殿,幾經改造,不再凸顯當年文筆的莊重,但是,對于熱愛于立法史的人們,或者對于喜歡法典編撰的人們來說,法國《民法典》仍然保持著它的特殊魅力,始終是值得追尋、探討的不盡源泉。為什么在那樣一個“王權絕對”、“革命受挫”的年代,拿破侖.波拿巴卻成功地為法國制定了一部《民法典》?盡管就其內容而言,今天的《民法典》在許多方面與最初的文本有著深刻的差別,但是,兩個世紀的時間里,法國先后十次改變其憲法,為何卻始終保留了1804年制定的《民法典》?法國《民法典》之所以持久不衰,難道是因為執政府時期的立法之作的質量?為什么1801年至1804年所進行的事業,如同意大利的立法藝術運動,始終是法典編撰的成功榜樣?
紀念《民法典》200周年,將我們帶回到我國歷史上的那個特別時刻。如今,人們面對“洪水般的平庸法條”感到厭倦,推動著我們回過頭來探究我國民法的本源。為此,我寫就這篇短文,無論如何,不能奢望它與那些紀念民法典200年周年的極有見地的研究相提并論,只不過是對法典編撰藝術的那個不尋常篇章的特別興趣的一種表達而已。對于法學家來說,法典編撰藝術,就如同五線譜藝術對于音樂家一樣引人入勝。

自1804年以來,法國歷史上經歷過兩個王朝、兩個帝國和四個共和國〖2〗,卻只有一部《民法典》。卡爾波尼耶〖5〗學長這位無與倫比的《民法典》分析家,將《民法典》稱之為“法國的真正憲法”。
與法國政治社會的多變形成對照的是,法國民事社會的穩定。在《民法典》最初的2281個條文〖3〗中,至今仍有將近1200個條文完全保留了原始條文的文字表述。法典分為三卷〖4〗的結構始終沒有改變。雖然在200年的時間里,法典的內容按照法國社會的面貌進行了很多修改、補充和修訂,尤其是第一卷有關“人”的規定。但是,這部《民法典》仍然像一個受到珍惜的古老而貴重家俱,雖然幾經修理,抽屜更換了,但始終站立在那里,正如卡爾波尼耶學長所說,它是我們國家的財富,是“一個令人追憶之地方”。這有兩層意思:我們從《民法典》中可以看到舊法的種種因素,法典見證了兩個世紀的社會變遷。對于那些熱愛法律、熱愛重大法律經典――憲法或法典的人們來說,不禁會提出各種問題:《法國人之民法典》――姑且還其最初的名稱――為何有如此特別的質量?這部法典為什么能夠超越各種不可避免的但卻是必然的變遷,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仍然部分保持著最初的品質?而對于眾多立法者的期盼來說,時間的考驗乃是命中注定。除了鮮為知的法國制憲藝術之外,法國《民法典》體現了一種被今天的“批量生產法條的洪流”所淹沒的立法藝術。由于這種立法藝術,《民法典》才能成為一個象征。在紀念《民法典》200周年之際,從這方面進行探討,看來正逢其時。我們不僅僅將《民法典》作為一個法律工具或者歷史事件來研究,而且要從另一個角度,從方法論或者美學的角度來對其進行探討:1804年的《民法典》,或者法典編撰藝術。

任何編撰法典的舉措要想獲得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有利的時機,有才華的法學家,有政治意愿。
首先,“有利的時機”。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CODE”一詞本來意義。在拉丁語中“CODEX”原是指“用羊皮紙編撰的書籍”或者“裝訂在一起書卷”。因此,一部“CODE”,對讀者來說,首先是一部比傳統書卷更為方便的獲取知識的工具。早在負責實施羅馬“皇帝之法律“的官員與司法官時期,就這種工具就已經得到運用。產生于公元438年的《狄奧多西法典》(CODE THEODOSIEN)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特別是在拜占庭時代(公元534年)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 JUSTINIEN,《優士丁尼法典》),其編撰要比原始創造更加具有智慧。這部法典收入了公元二世紀至六世紀羅馬皇帝的諭令。由此,法典便成為一個“有序的立法整體”的同義詞。
對于(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們來說,(古)羅馬(的立法)乃是“最高參照”。自制憲議會(Assemblée constituante)開始,編撰法典的意志就占據著人們的思想。這種意志符合啟蒙時代特有的崇尚法律的精神。在那時,用“匯集成單一法典、按照理性安排的明確概念組成的相互協調的整體”來替代被稱之為過時的習慣法的各種各樣的文件,并不僅僅是法國獨有的雄心壯志。早在1756年,弗雷德里克二世當政時期,在普魯士的巴伐利亞以及約瑟夫二世的奧地利就有早期的法典問世。狄德羅也曾為葉卡特琳娜二世的立法計劃提出過建議;1772年,盧梭在其所寫的《關于波蘭政府的思考》中也竭力贊成編撰法典。他寫道:“應當編撰三部法典,其一為政治法典,其二為民事法典,其三為刑事法典。三部法典均應當盡可能地明確、具體、篇幅短小。這樣,也就不再需要其他法典了”。
但是,僅僅是哲學家和法學家們從心底發出呼喚,并不足以催生一部法典;還需要有準許法典產生的政治條件。熱衷于秩序與規則的“絕對王權”在其巔峰時期,也就是路易十四的時代,已經展開了統一王國法律規則的廣泛行動。由此產生了1667年關于民事訴訟的國王大敕令(les grandes ordonnances),1670年關于刑事訴訟的大敕令,還有其他若干敕令,在科爾貝(Colbert)〖5〗特別關注的那些領域進行了法典的編撰。因為,科爾貝從法典的編撰中看到了王國蓬勃興旺的源泉。例如,1673年的商業大敕令,1681年的海商大敕令,最后,就是在科貝爾死后才通過的《黑奴法典》(Code noir)。這部法典見證了在殖民地里奴隸們的悲慘生活條件。
當然,科爾貝也許希望走得更遠一些。他主張把整個王國都統一在“同一民事法律”之下。舊制度時代的法學家們已經為此進行了努力。早在16世紀,著名律師杜穆藍(Dumoulin)就曾建議,按照衡平原則將所有的習慣法合并為一個 “單一習慣法”。在其之后,有些學者,例如,熱內 .肖平(René.Chopin)或居伊 .戈奇頁(Guy Coquille)也都致力于提出“共同習慣法規范”。這些規范在當時受到巴黎習慣法的廣泛影響。洛瓦塞爾(Loysel)于17世紀初發表了他的《習慣法大全》(Iinstitute coutumière),這是一部“傳統法律格言匯編”。這樣就形成了以習慣法為基礎的法國法(droit fran?ais)。1679年,科爾貝規定在各學校開設“法國法”課程,講授法律的教師由國王任命,他們必須講授國王頒布的各項敕令,當然,他們也很重視法國法律的其他淵源,不論是習慣法還是成文法。對于將來的律師來說,這是一種強制性教育。一些頗有聲望的教授,例如,波梯耶(Pothier)〖6〗在奧爾良,克洛德(Claude)與埃田.內塞爾( Etienne Serres)在蒙帕利耶,各自通過他們的著作與教學,為真正的法國法的高潮到來做出了貢獻。這一時期,法律的淵源仍然多種多樣:國王敕令在整個王國適用,而南方省份和中部地區實行的是習慣法,地中海沿岸各省則實行成文法,也就是羅馬法。但是,那些思想超群的人們,例如,波梯耶,于1761年發表了他的《債法總論》(Traite des obligations),就深受羅馬法與巴黎習慣法的影響。波梯耶提出了許多在法律工作者中間廣泛傳播的“一般規則”,而這些規則從主體上都得到《民法典》編撰者的采納。
在舊制度下,能不能走得更遠一些?格言說得好:“王之所欲,法律所在”(Cy veut le roi,cy fait la loi)。但是,民事領域的統一法律,君主的長鞭能否觸及?當時,許多省份被征服或者因聯姻或繼承而歸入王國的時侯,國王都要做出承諾,尊重它們的特許權和習慣;而將法律統一成為一種“共同法”,必須得到所有省的三級會議代表(trois ordres)的同意。因為,統一法律,意味著要對封建制度繼承而來的法律進行全面的變更,要將原來服從于教會權威的各種制度改變為世俗制度,例如,民事身份。僧侶們懼怕有一種能夠調整整個法律的王國立法,各省的貴族尤其如此。至于當時的“巴利門”(les parlements,省高等法院)也反對統一法律。因為,法律的統一將毀掉他們解釋各省特別法的權力。孟德斯鳩對統一法律的舉措也持保留意見,他認為:“將所有的特別習慣搞成一般習慣是一件有欠考慮的事情”。
對于實現法典的編撰來說,政治方面的抵制幾乎是不可克服的障礙;致使稅收改革癱瘓不前的同樣重壓也使民法的統一無法前行。王國首相阿格索在1727年所寫的關于司法改革的回憶中,也只是空懷“改革舊法,將舊法變為新法,并將它們統一為單一法典”的壯志雄心。在《優士丁尼法典》的指引下,這位首相深知,在民法的有限領域里,他只能既參照羅馬法又參照普通習慣法進行循序漸進的改革。于是,1731年制定了有關贈與的敕令,1735年制定了有關遺囑的敕令,1747年頒布了有關指定繼承的敕令。不過,盡管面對當時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反對聲音,阿格索首相在繼承與合同方面還是向前邁得更遠。在路易十五當政后期,莫波首相也曾希望“最終將法國統一在同一法律之下,就像它已經統一服從于同一君主一樣”。1788年,掌璽官拉莫瓦農設立了一個“立法委員會”,但成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簡化習慣法,減少習慣法的數量:“對那些與各個地方風俗習慣連在一起的舊法律進行需要進行的調整”。
對法律上的這種分散狀況,法國人已經習以為常。城鎮的自由民、農村的農業耕作者及手工業者,他們的生活框架始終很穩定。他們習慣了當地的法律,習慣了當地法律的特殊性。富人可以有公證人咨詢協助,而如果在繼承方面的訴訟引發了不同的法律之間的沖突,當事人往往向律師與法官贈送酬金或禮品。1789年,由法律界人士起草的“陳情書”大聲疾呼,要求對刑事立法與司法組織進行深入的改革。然而,要求統一民法的人卻為數極少。國王的權威給法國帶來了統一,在立法各不相同的省份,國王仍然可以實行統治,而其權力并不因此有所減小,至少原則上是如此。大革命則相反,不能湊合著將就于這種狀況。怎么能夠設想會有這樣一個國家,其領土的不同部分實行的不同法律,組成它的公民“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但卻生活在不同法律制度之下”?因此,統一立法與大革命的本質不可分離。國家主權體現在法律的統治之中。公民的地位平等意味著在國家的整個領域對所有的人來說法律都是相同的。法律的統一也將導向法典的編撰。
但是,如何編撰法典,編撰什么法典?
并不是制憲議會缺乏法律方面的能力。當時的制憲議會議員中,218人有“法律職位”,其中有151名律師,而且有些人已經很出名,例如,特龍謝(Troncher),他當時擔任巴黎律師公會會長;梅林德都埃(Merlin de Duai)是奧爾良公爵的律師 ,還有塔爾熱(Target)等人;另有一些人也很快成名,例如,格勒諾貝公爵的律師巴爾納夫(Barnave),達拉斯公爵的律師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原高等法院的司法官們在立法委員會(Comité de législation)里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例如,阿德里安. 杜坡爾(Adrien Duport),他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勒帕勒梯耶(le Peletier)則是圣法爾古高度法院院長。然而,制憲議會并沒有為法國制定出一部與1791年《刑法典》相對稱的民法典,原因何在?
國民議會的首要目標是要為法國制定一部政治憲法。它宣告了《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1789年《人權宣言》)。這是新制度的一項奠基性文件,它對各種權力進行了組織,包括行政權力與地方權力。國民議會還頒布了僧侶民事憲法,在買賣國家財產的同時,進行了法國歷史上最廣泛的一次所有權的轉讓。國民議會還制定并通過了1791年的《刑法典》。10年之后,波塔利斯在回顧他并不很同情的大革命時這樣寫道:“在一次革命中,一切都成了公法”。制憲議會著手重建或者使之再生的是整個公法。這是一項浩繁的工程,但也更加突出了另一種憲法,“民事憲法”――《民法典》的闕如。
1790年8月16日關于司法組織的法律已經用法令的形式規定將要搞一部“簡單的、明確、與憲法相適應的、整個王國共同的民事法律法典”(Code des lois civiles)。但是,這一法律并沒有后續效果。為何沒有成功?與其說是缺乏能力,還不如說是缺乏政治意愿,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從《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出發,就法國人的私法做出明確規定的法國“民事憲法”應當是什么樣子還缺乏普遍的意愿。因為,宣告這些權利是很容易的,但是,在法國社會的復雜現實中,實施這些權利卻是困難的。封建權利雖已廢除,但有些權利被宣告是可以贖回的權利,并且一直保留至其贖回為止。國民議會廢除了對前貴族財產的長子繼承權,但卻因其拒絕承認(這種廢除具有)追溯效力而繼續在維持著長子特權或者在婚姻財產契約中的男子特權。國民議會將婚姻看成是一種民事契約,但卻不敢從憲法上取消神職人員對民事戶籍的掌管。國民議會于1791年4月確定了無遺囑繼承中的平等地位,但并沒有就遺囑和處分財產的能力做出任何規定。這一問題在“政治上很燙手”。那些最堅定地主張(無遺囑繼承)平等地位的議員,例如,羅伯斯庇爾和佩提昂等人,主張在(遺囑人)有子女的情況下對遺囑自由加以限制,限制遺囑人僅能處分很少數額的財產。成文法地區的保守派議員則竭力捍衛“一家之主”的遺囑自由。因此,國民議會僅僅在1791年的憲法第一章中寫進了這樣的規定:“將制定一部適用于整個王國的民事法律法典”。這一宣告隱藏著所遭遇的失敗。民法的原則雖已成就,但其起草卻要推遲到后來的議會。

立法議會于1791年10月召開會議,設置了一個“民事與刑事立法委員會”,并提請全體公民,即使是外國人,均可以向立法議會提出他們對民法典的想法與意見。當時的立法議會由于面對著它宣告的戰爭考驗,分裂成不同的意見。1792年8月10日民眾起義之后,立法議會已不可能再繼續存在下去。在那政治狂熱與政治對壘的歲月里,起草民法典的事被擱置一旁。但是,在國王垮臺之后,立法議會存在的最后兩個星期里,在“入侵”以及9月大屠殺和國民公會選舉的暴風雨中,少數仍然在位的議員卻繼續滿懷著立法的狂熱。立法議會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先后表決取消了對年滿21歲的未成年人的親權,通過了民事戶籍的世俗化,特別是1792年9月20日通過了有關離婚的法律。婚姻作為一種民事契約,在“有嚴重過錯”的情況下可以依夫妻相互同意而解除,甚至因夫妻脾氣、性格不和,也可以經相互同意解除婚姻。此時,不是制憲議會的議員們所許諾的《民法典》,而是民法革命正在前進中。

在人們的廣泛記憶中,國民公會本質上始終是“革命的國民議會”。因為,它經歷了法國大革命中那些最動人心弦的悲壯事件:審判并處決國王、清除吉倫特黨人、(1793年西部保皇黨人發動的)旺代省內戰,公安政府實行的恐怖,羅伯斯庇爾的垮臺以及熱月黨人的政府,直至共和三年。即使是在法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氣氛緊張的時期,仍然有兩份《民法典》草案問世,但卻沒有一部獲得通過。這兩份草案出自同一人之手:岡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如果說波拿巴是《民法典》的“政治之父”,那么岡巴塞雷斯在10年的時間里則是制定這部法典的“工頭”。他的法律學識以及政治上的靈活性,使他在立法方面得了特別的威望。岡巴塞雷斯出生于中世紀的官僚貴族(穿袍貴族)家庭,在蒙帕利耶法學院學習法律,先后擔任過該市審計法院的律師和法官。岡巴塞雷斯雖然被選為“全國三級會議”的替補貴族議員,但直至國民公會召開,從未參加過一次三級會議。大革命期間,岡巴塞雷斯在行政與司法方面擔任過許多職務。他先后任埃羅省(HERAULT)檢察官與刑事法院院長(1791-1792),1792年9月,被該省選為國民公會議員。岡巴塞雷斯作為一名“共濟會”成員,在司法與法律方面贊同新的思想但并不走極端。雖然不能說他怯懦,但也有點膽小怕事,他害怕“暴風雨”,但卻能巧妙地渡到彼岸。他害怕民眾的情緒,投票贊成處死國王,事后又立即宣布自己贊成“緩期執行”。他應召參加了“治安委員會”(Comité de sureté),并在“公安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里短時任職,主要擔當法律方面的任務。他不知疲倦、心懷壯志,卻不善辭令,是“事務所內的行家里手”,卻不是“法庭上的風云人物”。在國民公會里,他擔任民事、刑事立法與“封建事務委員會”(Féodalité)的主席,在那里他等待著時機到來。
1793年6月12日,山岳黨人(Montagnards)與吉倫特派(Girondins)的沖突以吉倫特黨人紛紛被捕而告終。在此之后,岡巴塞雷斯提議重新組織立法委員會,委員會內設置了一個負責審議民事與刑事法律的分會。山岳黨人取得勝利之后,于1793年6月5日向該委員會提出要求,要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準備一份《民法典》草案。岡巴塞雷斯于1793年8月10日便向國民公會提交了這份草案。國民公會擬定于8月10日慶祝王權垮臺以及新憲法的通過。
第一份《民法典》草案共有719個條文,仿效《優士丁尼法典》分為三卷:人(法)、財產(法)與債(法)。但是,這是一份自認為“革命的草案”。按照岡巴塞雷斯的說法,這一草案“建筑在‘自然之法律’(les lois de la nature)的堅實土地與共和國的處女地之上”。草案除了謹慎地遵從“自然法”(jus naturalis)之外,還迎合了山岳派的思想意識形態。它強調婚姻的契約性質,與1792年9月20日法律的規定相比,離婚更加容易。因為草案規定夫妻一方即可請求離婚而不需要說明離婚理由。草案取消了“夫權”以及“已婚婦女之無能力”;“父權”也代之以“由父母對子女的監視(survéillance)與保護(protéction)”,直至子女年滿21歲;得到生父承認的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相同的權利;任何成年人,不分男女,均可以收養未成年的孩子;通過遺囑取消繼承人繼承財產的問題,受“平等原則”與“分割財富意愿”的指導,并且將死者可以處分的財產部分降至其財產的1/10;死者的遺產首先轉歸子女并遵守嚴格的平等地位。在死者沒有子女的情況下,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直系卑血親優先于尊血親繼承遺產。這樣做有利于財產向新的一代轉移,而新的一代被推定“贊成革命”。
所有權,作為其持有人“對財產享用(jouir)與處分(disposer)的權利”得到確認。封建殘余蕩然無存。有關添附權(accession)、用益權(usufruit)以及占有(la possession)的規則來自波梯耶理論與羅馬法。至此,山岳黨的革命膽識達到了巔峰。同樣,債法也接受了波梯耶歸納出來的各項原則。締約人的意思與自由仍然是契約的根源,其中包括雇工契約,相關的條件均由各方當事人自主確定,惟一受到禁止的是“永久性雇工承諾”。這主要是出于對奴隸制死灰復燃的擔心。
立法委員會的14名成員在如此短促的時間里完成的這部《民法典》草案,就像其表明的那樣,深深地打上了岡巴塞雷斯的烙印:服從了當前政治的強制性需要,運用了舊制度的制定法的經過檢驗的技術。不可能像制定“政治憲法”那樣制定一部《民法典》。對于過去,由于它已經形成了人們的思想與行為表現,民事立法者不可能將它“打個落花流水”。岡巴塞雷斯提出的第一份《民法典》草案也表現出他的藝術:搞點新玩意,那是當然,但要在舊的基礎上開始”(faire du nouveau,certe,mais,à partir de l’ancien)。
然而,這部《民法典》的第一草案不可能有什么結果。因為,對于這樣一個立法舉措還缺乏一項首要的要求:政治意愿(volonté politique)。草案的討論于1793年8月30日開始,一直進行到10月。當然,對這樣一份浩繁的文件,不可避免的會有反對意見,不可避免地要緊隨著議會的辯論由委員會隨之進行修改與修正。在有關夫妻財產制度,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已有子女的夫婦雙方收養子女等問題上,國民公會內部出現了各種分歧意見。不過,由于此時吉倫特黨人已經消聲匿跡,因此歧見有所減少。不能指望在這些問題上達成理性的妥協。但是,相對于其他任何一種考慮,政治激情還是占了上風。1793年10月13日,康朋(Cambon)提出,應當對1789年7月14日以來開始的繼承追溯適用有關財產分割的新規定。岡巴塞雷斯用“法律無追溯力”的原則反對康朋的意見。辯論進行得很激烈。1973年10月28日(共和二年霧月7日)國民公會決定重印《民法典》草案全文并重新宣讀,以期盡快頒布。10月30日至11月2日,幾項技術性條文還在進行投票表決。1793年11月3日(共和二年霧月13日),最強硬的山岳派分子發起了政治進攻,康朋支持勒瓦索(Levasseur)提出的要求,主張將草案全文送交由公安委員會指定的六名哲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審議。岡巴塞雷斯的草案受到“揭露”,因為“散發著他身上的宮廷要人的氣息”(il sent son homme de palais)。當時的氣氛已經不再適宜制定《民法典》了,而是要制訂“特別法”。:
“恐怖”的到來時日漸近。1793年10月10日,國民公會宣告:“政府將革命直到和平”。岡巴塞雷斯沒有參加霧月13日的辯論,也許是出于謹慎,這時,他已經估計到他的《民法典》草案與當時的氣氛不再適宜。波利塔斯后來說:“在震蕩著整個法國的政治危機中怎么可能產生一部好的法典?”岡巴塞雷斯對此也是再清楚不過了。
任何私法的法典編撰,要想取得成果,都要求政治上的穩定。后來的事件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羅伯斯庇爾和他的支持者們被清除。岡巴塞雷斯在熱月黨人中間取得了重要地位。因此,立法委員會的權限也進一步得到擴大,政治影響也在增大。共和三年葡月(相當于公歷9月21日、22日或23日至10月22日或23日――譯注)16日(1794年10月7日),岡巴塞雷斯當選為國民公會主席。葡月18日,他起草了一份“致法國人書”(Adresse aux fran?ais),宣稱“共和國這艘航船,經歷暴風雨的洗禮之后,現在已經靠岸了”。看來,重新恢復《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時機比較有利。共和三年果月23日,岡巴塞雷斯將立法委員會通過的第二份《民法典》草案提交國民公會討論。按照國民公會的意志,新草案非常簡短,一共只有279條,條條都簡明扼要。這份草案與其說是做出規定,不如說是提出了原則。岡巴塞雷斯在報告中有意提及自然法(jus naturalis),強調人人都享有財產所有權。他寫道:“人人都享有個人的財產所有權,而人的技藝本身也是一種財產”。“所有的民事權利,歸根結蒂,是自由權(droit de liberté)、所有權(droit de propriété)以及締結契約的權利(droit de contracter)”。岡巴塞雷斯用這樣一個具有揭示性的表述概括了他的思想。
按照巴雷爾(Barère)這位熱月黨人和原公安委員會成員的說法,這份“簡單的、單純的、簡明的《民法典》草案”, 像以前的草案一樣,注定要失敗,而且失敗的原因相同:熱月9日以后,國民公會內,政治狂熱仍然沒有熄滅。直至共和三年霜月19日(1794年12月9日),草案只有10個條文獲得通過。共和國的《民法典》問世的時機仍然不成熟。首先要等到革命結束。

由共和三年憲法設置的督政府(le Directoire,1795-1799)時期,在國民大會――五百人立法院和元老院內,曾今在制憲會議或立法會議上占據過主導地位的法學家,尤其是特龍謝、馬爾維爾(Maleville)、帕斯多雷(Pastoret)、藍吉奈(Lanjuinais)等人重新得勢。岡巴塞雷斯也當選,進了五百人院。但是,由于他此前在國民公會中的作用太招注目,因此并沒有當選為(督政府的)“督政”。共和四年霧月(1795年11月),五百人院決定成立一個負責簡化法律并對其進行分類的專門委員會。岡巴塞雷斯被選為委員會的“領頭人”。在這個委員會內部還設置了一范圍更小的“委員會”,由其負責起草《民法典》草案第三稿。岡巴塞雷斯對這一草案提出了一份預備性報告。新草案仍然分為三大部分,但一共有1104個條文。共和二年山岳黨人要求制定一部“由具有一般意義的簡明規定組成的法典”,這一理想現在讓位給了“法律技術的要求”。在新的法典草案中,“人法”(droit des personnes)方面,仍然可以看到“革命的法律”的影響:戶籍管理世俗化、父子關系的推定以及禁止任何尋認父子關系和未成年人的收養;而結婚與離婚的條件仍舊是1792年9月20日法律所確定的條件。但是,共和四年的《民法典》草案在夫妻共同財產制下已婚婦女的權利方面出現了明顯倒退:夫妻共同財產由丈夫一人管理。就財產而言,法典草案確認了“所有權的中心地位”。這份草案運用波梯耶思想的地方比第一份草案更多。共和二年雪月17日法律在繼承方面所確立的繼承順序也得到保留,兄弟姐妹先于沒有卑親屬的死者的父母進行繼承。繼承人之間地位平等仍然是規則;但是,在結婚之后或者在收養之后得到承認的非婚生子女的繼承分減少一半。
從整體上看,《民法典》的第三份草案仍然忠實于岡巴塞雷斯在國民公會上提出的第一份草案的精神,但是,時間已經發生了變化。有關非婚生子女與離婚的“革命法律”激起了批評和爭論。新法典草案僅有兩個條文獲得通過。共和五年風月8日,正當新的選舉臨近之時,岡巴塞雷斯建議推后審議《民法典》草案,而只討論有關離婚、非婚生子女、收養以及繼承的法律。總之,在繼續討論法典草案之前,首先要解決政治上比較敏感的問題。這樣做注定要以失敗告終。
共和五年春天進行的選舉中,岡巴塞雷斯在埃羅省落選。當時是五百人院成員之一的波利塔斯于共和五年熱月27日(1797年8月14日)大聲疾呼:“讓我們放棄搞一部新民法典的危險野心吧!”他竭力主張只搞一部有關婚姻、家庭管理和繼承的法律,而在債法方面,他主張僅限于維持“經過時間與各國實踐考驗的羅馬法的原則”。總之,就是要放棄1792年以來所完成的民事法律改革。
幾個星期之后,發生了共和五年的“果月(1797年9月5日)政變”,42名五百人院的成員以及11名元老院成員被宣告“不受法律保護”(proscription)。因為,他們被懷疑是“保皇黨”(royalisme,保皇派)。在這些人中間就有波利塔斯。波利塔斯逃到德國避難,直至波拿巴準許其回到法國。
整個督政府期間,關于在革命期間已經開始的繼承中非婚生子女的權利問題,一直爭論不休。議會程序復雜,人們的思想認識各異,法律實際工作者反對立法議會與國民公會通過的改革,這一切都使法典的編撰舉步維艱,無法向前邁出任何一步。但是,到了1798年年底,原南錫律師雅克米諾(Jacqueminot)提議設立一個由法學家組成的委員會,為民事立法改革作準備。他竭力主張從基本原則出發就每一個主要問題制訂一部單行法律。經過岡巴塞雷斯前后不斷的嘗試,起草民法典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政治條件仍不具備。

任何一部法典都是集體事業。任何法典的編撰,要想取得成果,都必須有“堅定的政治意愿”。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制定一部民法典更是如此。按照波利塔斯在1804年所做的定義:《民法典》是“旨在指導和確定屬于同一國家的人們之間社會、家庭與利益關系的法律大全(un corps de lois)”。
拿破侖.波拿巴取得權力伊始就認為,法國的“政治憲法”應當伴隨有一部法國社會的“民事憲法”(une constitution civile)。就在政變成功的當天夜里,共和七年霧月19日的法律就委任了兩個25名成員的立法委員會,由每一個委員會分別取代五百人院與元老院, 負責準備《民法典》草案,直至新的憲法通過。雅克米諾受到波拿巴的鼓勵,在臨時執政府時期就已經著手進行這一工作。1799年提交的草案顯然僅僅是一份“草稿”,但已經打上“后退”的烙印。在這份草案中仍然可以看到被革命的狂熱沖昏頭腦的法學家們的表現,例如,他們提議要對離婚加以限制,要恢復父權,進一步強化“已婚婦女的無能力”,減少非婚生子女的繼承權。
經過公民投票,共和八年憲法獲得通過,新的制度建立起來了。波拿巴于共和八年熱月24日(1800年8月12日)設置了一個“四人委員會”負責繼續完成已經開始的工作:起草新的《民法典》草案。這一舉措意味深長。四人委員會不是由立法議會產生,成員中并不包括議員。四人委員會的成員都由波拿巴直接挑選,表明了他的意志:《民法典》草案要符合他的意志。他給委員會規定的時間非常短,僅四個月,但是,由于此前已經進行的準備,四個月時間仍然有可能完成這項工作,尤其是岡巴塞雷斯此前所做的工作。岡巴塞雷斯被任命為第二執政。他密切關注委員會的工作進展,四名受委派的成員也充分展示了他們對法律的精通。但是,這并不是他們受到任命的惟一原因,他們必須得到波拿巴的信任。
“無法學家便無法律”(pas de lois sans légistes)。然而,編撰法典不僅僅是要有能力,還要求具備其他品質。《民法典》或《刑法典》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除了必須熟知這些廣泛的內容外,還必須有綜合能力,視野要開闊,以及一項主要品質:熱愛法律。熱愛法律可不能僅僅歸結于“法律知識”,就像一個畫家的藝術并不只是要求能夠把握畫面與色彩一樣。由波拿巴親自挑選的、負責起草《民法典》草案的四名法學家均具備這些條件。與此相反,波拿巴本人并不很了解法律界的情況,但是,岡巴塞雷斯卻認識督政府時期的全體法律人士,就像他認識國民公會時期的法律人士一樣。岡巴塞雷斯對挑選這四名法學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些人在革命時期的政治經歷并沒有使他們成為第二執政的同路人。為什么在國民公會上為路易十六辯護過的特龍謝,被懷疑是保皇黨的波利塔斯,憲政王朝的比戈以及與王政有著聯系的五百人院的原成員之一的馬爾維爾能夠入選,而貝爾理耶或者前山岳黨人梅蘭德都埃卻沒有入圍,他們兩人也都是杰出的法學家;雅克米諾也沒有入選。他是五百人院的議員,并且在波拿巴的同意下倉促起草過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不是第三執政勒布蘭的意見起了作用?不得而知。勒布蘭同樣了解法學家的圈子,同樣得到波拿巴的信賴。
四名受委任的法學家,從他們的性格與思想傾向來看,更傾向于保守主義而不是革命勇氣。除了對舊法律與革命法律的了解之外,他們四個人在革命前都擔任過律師。特龍謝是四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當時已經74歲,是最高法院院長,被指定擔任四人委員會的主席。他是巴黎律師公會最著名的律師,并在1789年擔任該公會的會長。特龍謝以其法律學識而聞名遐邇,但是,他的嗓音不好,很少出庭辯論,主要搞法律咨詢。特龍謝在制憲議會時期的立法中起過重要作用。由于他同意在國民公會上為路易十六擔任辯護律師而聲名大噪。他曾擔任元老院主席。波拿巴又任命他擔任最高法院院長。在第一執政看來,特龍謝在《民法典》起草委員會里是“啟發討論的靈魂”(ame de discussion)。
波利塔斯是四人中最年輕的一個,當時54歲。他是外省人,(革命前)曾是埃克斯最高法院(parlement,音譯為“巴利門”)的律師,他口才超群、記憶力非凡,世人盡知。波利塔斯在恐怖歲月曾遭逮捕。他的政治生涯開始于督政府時期,成為五百人院的成員之一,屬于君主立憲派。在果月之后險遭放逐,他逃到德國避難,在豪斯特茵待了兩年。他在那里研讀了法國人當時并不了解的日耳曼哲學,在那里寫作、讀書與思考;波利塔斯年輕時加入了共濟會,是孟德斯鳩的弟子。他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個“不褻瀆宗教的哲人,不狂熱崇拜的教徒”(philosoph sans impiété et religeux sans fanatisme)。
他相信一個強有力的但不受教會任何控制國家是必要的。第三執政勒布蘭將波利塔斯推薦給波拿巴。很快,波拿巴就對波利塔斯的超群才能極為賞識。波利塔斯被任命進四人委員會,對法典的設計和起草起了主要作用。對法律的作用以及這部法典在革命之后的法國社會中的功能,波利塔斯比其他人有著更多的思考,盡管他對革命的進程更多不是支持,而是不太贊成。
波利塔斯在其著名的“《民法典》導言”的講演中賦予法典草案以哲學范疇,將其提升到哲學的高度。被任命為“共和國參議院”(原為國王參政院,也稱樞密院,由共和八年重新設置,現在為最高行政法院)的成員之后,還是由他向立法議會提交法典草案的第一編以及有關婚姻的法律條文。“他幾乎雙目失明,這似乎更增加了他那令人驚異的即席發揮的才能。在兩個小時的演講中,他完全超越了自我,作為一個哲學家、政論家、倫理學家,就婚姻問題發表了獨到的見解”。波拿巴對波利塔斯的忠誠與才干非常贊賞,給了他很多榮譽,先是委任他為祭祀總監,后由任命他為祭祀大臣。
委員會中其他兩位成員比戈.德.普雷阿梅納和與馬爾維爾在大革命之前也都是律師,前者在蘭斯,后者在波爾多執業。這樣,四人組成的委員會中,“習慣法的法國”,“巴黎人特龍謝和布列塔尼人比戈的法國”,“成文法的法國”以及“外省人波利塔斯和吉倫特人馬爾維爾的法國”就處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人員組成上的這種平衡有利于舊制度法律的兩大部分之間實現“人所期待的妥協”。
大革命期間,比戈與馬爾維爾的經歷完全不同。比戈.德.普雷阿梅納屬于君主立憲派,曾任制憲議會的議員,在8月10日之后,自薦為國王及其家庭辯護。在恐怖時期遭到關押,差一點被送上斷頭臺,督政府期間,他曾被選為塞納法院一個法庭的庭長,后來應波拿巴之召,任最高法院法官。1806年波利塔斯死后,他接任祭司大臣,始終忠心于拿破侖,直到最后。
馬爾維爾在督政府時期曾當選為元老院成員,因與君主立憲派有牽連,在果月之后逃過了被放逐的命運。執政府一開始,他就被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他與波利塔斯聯系緊密,性格保守,他反對革命在“親屬法”(le droit de famille,家庭法)方面進行的革新,反對離婚與收養,并宣告贊成遺囑自由和父權。拿破侖對馬爾維爾也同樣是褒獎有加。后來,馬爾維爾作為最高法院院長和參議員,在1814年投票贊成皇帝退位,并被路易十八任命為貴族院議員,最后,在王政復辟時期還被授予男爵爵位,榮譽軍團勛位。
從由此組成的《民法典》起草委員會來看,成員中沒有一個是國民公會的成員,甚至沒有原吉倫特派或溫和派的成員,而所有成員都曾是君主制憲的支持者,都是主張“維護秩序”的人士,反對革命立法的大膽冒進。因此,波拿巴在任命他們的時候,有理由期待他們制定出一部超越他們法學家的品質,考慮法國社會政治視野的《民法典》草案。波拿巴并沒有失望。
波拿巴,就像其本人所形容的那樣,是一個“全政治人物”(homme tout politique),在其生涯的這一階段,揣度到他的合法地位仍然很脆弱。這種合法地位更多的來自戰場上的輝煌,而不是來自“采用令人懷疑的手段進行的全民公決”。為了使他的《民法典》確實能夠為法國人接受,首先必須讓曾今吃過革命的苦頭的整個法律界的人士都追隨他的舉措。這可絲毫不像執政府法令一樣,不可能將委員會準備的法典草案強加給這些人士。波拿巴與岡巴塞雷斯懂得:具體適用法典的人們越是感到自己參與過法典的制定,法典就越能為人所接受。因此,委員會提出的法典草案被送到最高法院與各上訴法院聽取意見。各法院對草案提出了一些想法和保留。一些有名望的法學家,例如,梅蘭德都埃和烏鐸爾所在的最高法院認為,草案對離婚的原因做了過分限制,并希望恢復被草案排除的收養。但是,草案的總體結構與主要條文經過征求意見之后進一步得到加強而不是被動搖。
從共和九年獲月(1801年7月)開始,《民法典》草案提交到共和國參議院討論。審議一直進行了將近3年,先是在“立法分部”內閉門審議,后來才提交到全體會議討論。先后舉行了107次討論會,波拿巴親自主持了其中55次會議。在拿破侖傳記中,人們都強調其講話的高水準,說實在話,第一執政是一個一絲不茍的人,他的每次演講都是由幾位杰出的法學家事先準備的,例如,特龍謝或梅蘭德都埃。不過,波拿巴的執著與勤勉也表明他在政治上給予《民法典》的重視。他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將法典的起草工作交給岡巴塞雷斯了事,但是,在波拿巴看來,《民法典》乃是他所設計的法國社會的基礎。在其上臺執政的最初日子里,就拿破侖的性格來說,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他聽任各種意見自由地表達,他本人也在討論會上發言,但卻不將其觀點強加于人。岡巴塞雷斯也參加討論會,并且參與辯論。在這些討論與辯論中,岡巴塞雷斯的第二執政的職務以及他的前幾部《民法典》草案制定者的資格,給他帶來了特別的權威。
由共和八年憲法委任負責準備政府法律草案的共和國參議院,對《民法典》的制定起了突出作用。波拿巴將在大革命時期有過不同經歷的知名法學家統統召進共和國參議院。因此,在參議院的成員中有原制憲議會的議員,例如,雷涅(Régnier)、埃梅里(Emmery)、圣.讓.昂格里的雷諾(Regnault)等人,還有原立法議會的成員,例如,悌波鐸(Thibaudeau)和特雷亞爾(Treilhard),他們兩人在督政府時期就擔任過職務,都支持“霧月18日政變”。他們都經歷了大革命,絲毫不打算放棄任何已經得到的東西。他們所經歷的政治風暴給予他們人所少見的法律能力與政治經驗,使他們在其生涯的這一階段所追求的是“理性的妥協”,而不是固守原則。這樣,波利塔斯提議的由38個條文組成的法典草案“序編”被排除。這38個條文集中了受到多瑪《法律論》(Domat:Traité des lois)影響的“自然法原則”(principes du droit naturel)。現在已不再是進行哲學討論的時侯,而是要討論“有效率的法律規定”,也就是說,要討論能夠“適應波拿巴所期望建立的新社會的法律規定”。這樣,對“親屬法”(家庭法)的兩個主要問題――離婚與收養,法典起草委員會提交的最初草案也做了重大修改。與波利塔斯的看法相反,在《民法典》中加進了經夫妻雙方相互同意可以離婚的規定,但是要遵守極為嚴格的條件。波拿巴對選擇這樣的處理意見也不是沒有過問。同樣,盡管遭到特隆謝的反對,但在波拿巴的支持下,按照貝爾理耶(Belier)的建議,規定了對成年人的收養。
這些條文的起草也并非沒有遇到困難。在共和十一年雪月草案最后通過之前,先后提出了六份討論稿。波拿巴的意志強制著那些沉浸在長時間討論中的法學家向前邁進并達成妥協,特別是在共和十一年與十二年年初就夫妻財產制和繼承方面的討論更是如此。
沒有等到參議院的審議工作結束,法典的第一部分編章即以“法律草案”的形式提交到兩個會議討論:首先是法案評議委員會(Tribunat),對草案進行審議并提出希望:是通過法案還是駁回法案;然后是立法議會,立法議會并不進行討論,而是在聽取參議院與法案評議委員會的報告人所做的說明之后立即投票表決是通過還是不駁回法案。
法典的第一批條文提交討論,使那些不贊成“和解協議”(羅馬教庭于一國政府達成的有關宗教事務的協議)的人們有機會表達他們對一個“正在與議會理想決裂、日益走向專制的權力”的反對態度,而議會理想乃是“觀念派”人士所向往的制度,例如,安德里歐(Andrieux),瑪麗.約瑟夫.舍尼頁( Marie joseph Chénier)、莎扎爾(Chazal)以及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等人即是如此。法典的“序編”關于“法律的頒布與適用”的規定,在法案評議委員會內受到了猛烈批評。共和九年獲月26日(1801年7月18日),委員會以65票反對,13票贊成的表決結果未能通過“序編”的規定;立法議會也以142票對139票駁回了該“序編”草案。隨后,共和十年雪月7日,法案評議委員會非常艱難地通過了有關“民事身份證書”編的規定之后,于11日對有關“民事權利的享有和剝奪”編的規定提出了一個反對意見。這一編的規定受到了博瓦西.德.安格拉斯(Boissy d Anglas)與瑪麗.約瑟夫.舍尼頁的激烈批評。因為,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政治性問題,觸及到移民的子女在返回法國后的命運;除了法律上的理由之外,對于法案評議委員會的“觀念派人士”和他們的支持者來說,這一問題還涉及到議會對波拿巴的意志是否享有“討論”甚至“拒絕”的獨立地位與權利。
第一執政立即決定要粉碎這種類似“投石黨”的活動〖7〗。他撤回了正在討論中的草案。《亞眠條約》剛剛簽訂,法國與歐洲十年來第一次迎來了和平。波拿巴的榮譽輝煌普照。“與這幫該扔進水里的玄學腦袋”算賬的時候到了,在參議院的同謀之下,略使政治手腕就將他們“擺平了”。當時,按照憲法的規定,議會的五分之一已到改選期限。岡巴塞雷斯決定不采用抽簽的方式,而是提議由參議院指定哪些人“繼續留任”同時指定新的議員。這樣,“觀念學派”人士就悄然無聲地從法案評議委員會中消失了,特別是本杰明.康斯坦、多努(Daunou)、讓.巴帕蒂斯特.塞伊(Jean Baptiste Say)、伊斯納爾(Isnard)等人,與此同時,斯泰伊夫人(Madame de Stael)的朋友們也在此時離開了立法議會。
“清理”一舉成功。現在,在法案評議委員會里,所有法案都很容易獲得通過;服服貼貼的立法議會也是如此。除了若干細節之外,共和十一年至共和十二年年初,由參議院提出的全部條文均獲得會議的通過。此時,波拿巴同意讓其挑選的法學家對全部條文進行討論,他相信這些人的才能,不害怕他們提出的技術性批評意見;與此相反,任何“議會式的反對”,在他看來純屬政治性質,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不可能讓這些法案受到議會的阻撓而泡湯。法案評議委員會“對獨立地位的關注”以及立法議會的“不順從”是注定要失敗的。
共和十二年風月30日(1804年3月21日)(共和歷第六個月,相當于公歷2月19、20或21日至3月21日――譯者注),頒布了一項法律,將36部法案匯集成一個整體,形成《法國人之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ais)。完全是一種驚人的巧合,法典頒布的同一天,昂格伊安公爵(Duc D‘ Anghien)被處決。法典頒布之后直至1807年才正式命名為《拿破侖法典》(Code Napoléon)。然而,不可否認,拿破侖乃是法國《民法典》的政治之父,按照拿破侖的說法,“這塊花崗石”確實出自他的強大意志。

世人往往都認為,法國《民法典》是一部“妥協之作”。確實,在參與這一事業的人們所持的不同觀點之間,在北方和中部的法學家身上因習慣法形成的文化與南部繼承羅馬法的成文法地區的法學家的不同文化之間,需要達成一致。直到法典的起草工作接近尾聲時,在如何確定夫妻財產制之共同法的問題上,仍然可以看到這一點。在沒有婚姻財產契約的情況下,法典為“我國農村和作坊”選擇了“由丈夫一人管理、由動產與婚后取得財產之共同財產制的習慣法制度”,但是,在整個法國,成文法的實踐者所重視的“奩產制度”也得到保留,并且可以由夫妻通過契約加以約定。
參議院內部就離婚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結果是仍然維持了“經夫妻相互同意”可以離婚的規定。但是,由于對這種情況下的離婚規定了極為嚴格的條件,幾乎使之無法付諸實行。在關于非婚生子女的問題上,同樣達成了妥協:雖然說人們都同意“自愿承認婚前出生的非婚生子女”,但是,對父母而言,非婚生子女仍然只有“不正規繼承人的身份”,面對父母的婚生子女時,他們只能得到繼承份的三分之一。然而,正是在繼承法方面,最為有力地證實了《民法典》的制定者們對各種意見的綜合――或者說,最有力地證實了他們的折衷主義意愿。在無遺囑繼承方面,法典確認了遺產“統一原則”,取消了“貴族財產或非貴族財產”,“父親自有財產或母親自有財產”,“婚后共同取得財產或自有財產”的區分。按照對死者的推定情感順序,死者的遺產歸屬于有血緣關系的親屬:直系卑血親、直系尊血親以及死者的兄弟姐妹,其他尊親屬、普通旁系親屬,直至第12親等。死者的“財產”(patrimoine)應當留在其家族之內,只有在其沒有血緣關系的親屬的情況下,配偶才能繼承。
但是,在遺囑處分遺產的問題上分歧最為明顯。是否準許通過遺囑無視繼承人之間的平等地位而處分財產?共和八年熱月4日(1800年3月25日)通過的法律規定,給予子女以“遺留份”(légitime)。按照巴黎的習慣法,至少等于其父母財產3/4的“特留份”(réserve)。特隆謝與波利塔斯都堅持主張共和八年熱月法律的規定,而岡巴塞雷斯這位主張妥協的行家里手,則設計了一種按照子女人數多少確定的“漸進式遺留份”(légitime graduée):有一子女者,遺留份為遺產的1/2;有兩子女者,遺留份為遺產的2/3;有三個子女或更多子女者,遺留份為遺產的3/4。最后,在這一問題上也達成了一致意見。優秀法學家的富于創造思想,而岡巴塞雷斯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法學家。
還可以舉出其他例子。例如,與成文法國家永久的父權制度相反,《民法典》將父權限制為子女年滿21歲,同時又忠實于羅馬法有關“家父”的傳統。但是,父權仍然非常嚴厲,因為家父可以單獨對子女行使權威,可以命令對不滿13歲的子女實行拘禁,最長時間為一個月,而對年滿16歲的孩子,還可以命令實行最長6個月時間的拘禁。岡巴塞雷斯反對立法委員會提出的草案,并經參議院同意,將草案的規定改為對年滿16歲的子女實行拘禁應當有法官的干預。
與此相反,在有關婦女的問題上,法典最后維持的處理是,否定了大革命時期業已得到承認的婦女的權利。《民法典》確認了舊的習慣法的法律傳統,宣告妻子“有服從丈夫的義務”以及已婚婦女在沒有丈夫參與或者未經丈夫書面同意的情況下無能力完成任何(法律)行為。大革命時期主張夫妻平等的潮流已經蕩然無存。《民法典》的制定者,特別是波利塔斯和岡巴塞雷斯確實很少關心婦女的權利。至于波拿巴本人,他曾在參議院大聲疾呼:“給予婦女權力,那可不是法國的套路”。輕視婦女的態度溢于言表!

法國《民法典》確實是一部“法律妥協之作”,但這僅僅是指在其做出的處理與規定不會影響到主導拿破侖思想的法國社會觀念與國家觀念而言。在法案評議委員會進行討論的時候,希梅洪可以正確地宣稱“夫妻實行共同財產制還是奩產制,這不關國家的事”,而作為第一執政的波拿巴,以一個“全國和解”人物的面貌出現卻是比較恰當的。然而,如果說法學家們應當在傳統和不同觀念之間,有時甚至是對立的觀念之間找到平衡點,那么,波拿巴卻對《民法典》另有一套看法,他并不認為《民法典》是“息事寧人的妥協”產物。在他看來,《民法典》既是權力的工具,又是征服的武器。對內,《民法典》應當奠定和構建新的社會秩序,對外,它應當摧毀舊世界(舊社會)并將人們的精神納入法國模式。正因為如此,雖然是同一個法律工具,卻使他的創始人在法國國內作為一個保守派,而在法國邊界之外卻是一個革命者。
在《民法典》的源頭,有一個“霧月18日政變”。政變的勝利者于共和八年霜月24日(1799年12月15日)毫不隱晦地宣告:“革命就在使之開始的原則,革命到此已經結束”。這番話并非沒有含糊其詞之處。大革命的源頭在哪里結束?結束于1789年《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還是結束在1791年制憲議會的解散?既然革命結束了,怎么又會接受“離婚”或“收養”這樣的革命立法的成果?或者,是不是“標志著不可接受之界限恐怖時期”就是革命的結束?不管怎么說,可以肯定的是,執政府不是復辟而是1789年(大革命)的延續,執政府并不指望恢復舊制度。路易十八曾向拿破侖討好式提出建議,卻遭到拿破侖的粗暴回答,他非常明確地說:“是的,革命已經結束了,但那是有利于勝利者,勝利者是波拿巴,而不是波旁(王朝)”。
除了勝利之正統外,波拿巴并無其他正統地位。這也許正是他和法國后來遭到全面失敗的原因。波拿巴的權力從來都沒有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之上,他并不是法國人的選擇,而是自己強加于法國人。共和八年舉行的疑問重重的全民公決,僅僅是“確實既成事實”,而不具有“選舉”的價值。波拿巴既不是“神權的君主”,也不是來自“人民的主權”,他只不過是一個專制統治者。對于他來說,整個問題都是要使他的權力建立在“得到承認的原則”之上。由于缺乏“正統性”,于是就靠“法定性”來補缺。制憲議會的座右銘“國家、國王、法律”,也是1789年法國的座右銘,到1804年產生的回聲是:只需要改變一下君主的名字就行了,而且這一手法也已經實現。“法律帝國”,由1789年的人們加以美化的理想化的“法律帝國”,要由它來確保了一個出自軍事政變的制度的合法性。這也正是霧月19日就宣告的《民法典》所具有的決定性重要地位,而波拿巴則是這一“法律和秩序”的保護人。
經過那么多年的革命動蕩之后,一個多么美化的計劃:國內和平,在尊重不可分割的同一法律基礎上的國內和平,如像共和國本身一樣。這是一個令人贊賞的政治方案,它銘刻在1789年的立法計劃之中。1789年,它得到了《民法典》的鞏固,而“遵守法典”又得到它那“強力無比的作者”的保障。兩部憲法:共和八年的憲法,它孕育了終身執政以及后來的帝國,而共和十二年的《民法典》,隨之成為法國的民事憲法。在其創始人的思想上,這兩部憲法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政治憲法,只是為了確保一個取得勝利的軍人的權力,隨著這位軍人的失敗,這樣的政治憲法也定將消失。作為民事憲法的《民法典》則相反,由于它保障了法國社會建立在其承認屬于自己的原則基礎上的法律秩序,因此,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始終保持不變。這一民事憲法,直到今天,也如同社會本身一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波拿巴變成了拿破侖,他站在圣赫勒拿島的懸崖上說:“滑鐵盧將抹去數不清的勝利記憶,而永恒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這話一點不錯!
這一成就從何而來?為什么“作為立法者的波拿巴”取得了持久的勝利,而“作為皇帝的拿破侖”卻在征服接著征服之后,面對同盟國的歐洲而注定要崩潰,并將法蘭西像一個精疲力盡的坐騎一樣絆倒在地?一部憲法的好壞立即會涇渭分明。如果說 1804年的《法國人之民法典》在民事領域屬于法蘭西, 1787年的美國憲法在政治領域屬于美利堅,那么,波拿巴以其一部“法律藝術杰作”實現了卡爾諾(Carnot)成為“法國的華盛頓”的愿望,但是,他是在民事領域而不是政治領域。在兩位取得勝利的將軍之間的是如此相近,又是如此形成反差。這是因為,其中一位只想著美國,另一個則只想著他自己。不過,如果我們將兩部法律杰作的起源、力量與持久性作一比較,也許并不是什么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們能不能說1804年的《民法典》是一部杰作?一部法典,當它按照社會所承認的作為奠基石的原則來規范社會的秩序時,就會獲得成功。1804年的《民法典》就是這種情況。法典將1789年《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所宣告的各項原則移用到民事領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原則,在法蘭西共和國的全部領土上對全體公民適用惟一的法律,最終廢除貴族制,八月四日之夜轉用到民法領域,啟蒙時代繼承下來的自由精神指導著法典的主要規定,激活著整個合同領域,其中著名的第1134條“依法成立的契約,對締結該契約的人有相當于法律之效力”,賦予每一個公民在自己和他人的利益關系中以立法者的資格。“自由選擇”主導著成年人的婚姻,如同其主導著離婚的權利一樣;通過收養契約創設親子關系,這難道不也是擴張個人自由的范圍嗎?
至于財產,它在法國《民法典》中已成為新的社會秩序的奠基石。法典對所有權做出了定義,這一定義要比此前的法律規定意義更為廣泛。所有權是指“最絕對地享有和處分財產的權利”,盡管所有人的這種“主權”因“法律或條例禁止的使用”之要求而有所緩和。《民法典》之所以是取得勝利的資產階級(意志)的表達,首先因為它是“財產所有人的法典”,尤其在政治上是屬于“新的所有人”的法典。因為,法國大革命就是法國歷史上一次廣泛的所有權轉移的源頭。如果不是資產者,農民甚至手工業者得以很便宜地取得國家財產,而且往往是用貸款,以國家財產擔保的債券形式支付而取得國家的財產,因通貨膨脹,這些債券很快貶值。1804年的法國社會如果不是這樣一個社會又能是什么呢?大革命不只是摧毀了封建秩序,將封建的特權與權利打個落花流水,它還向正在上升的階級轉移了巨大的財富,向正在上升的階級轉移原屬于國王、教會以及移民貴族的財產所有權。在1804年,確認所有權并不僅僅是羅馬法影響的表現,或者說,并不僅僅是波梯耶的著名的格言的表現,它首先是對新的所有權人給予的一種保證,保證不會走后頭路,保證他們在“國民財產中所占的份額”已為他們最終取得,他們有任意處分這些財產份額的自由。
通過所有權來鞏固革命(成果),這種政治意志將盡可能最大多數的財產所有人集合到新制度中來。這種政治意志也主導著繼承法。通過子女之間平等分割死者的遺產,以及在有婚生子女的情況下,限制用遺囑和生前贈與處分財產的數額,財產所有權在法國要在幾代人的時間里才會得到分割、整合。建立一個財產所有人作為其公民的法蘭西,一個熱衷于“保障公民作為財產所有權人能夠處分其財產”之制度的法蘭西:這就是波拿巴的政治眼界。在這方面他也是繼承了制憲議會時期人們的主張。這樣,《民法典》在穩定法國社會的同時卻面對著勒佩萊所揭露的那種風險在法國站住腳跟:崇尚獨生子女,使之成為財產的惟一繼承人,最多只生兩個子女,致使法國面對人口方面取得成功的德國而處于軍事劣勢。《民法典》是導致法國人口下降的一個原因:1870年的失敗之后,人們就反復提出這一看法,而在1814年維也納會議上,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特理瑞格勛爵就曾說過:“用不著去摧毀法國,其《民法典》會做到的!”在這方面,拿破侖看到了摧毀舊的貴族社會的最可靠的手段。1806年他私下對其弟弟那布勒斯國王約瑟夫透露說,由于有了《民法典》,用不著幾年,不肯附屬于你的一切都將自行毀滅。”
也許《民法典》中所包含的最具創新意義的是它的世俗化。正如卡爾波尼耶學長指出的那樣:(對教會)“絲毫不是宣告原則,而是全面的說‘不’。《民法典》根本沒有提到懺悔,而在社會上卻完全不是這樣。法律與宗教分離,并且將始終分開”。
身份戶籍最終擺脫了教會。結婚惟一由民事法律調整。在法律世俗化的同時,再加上與羅馬教庭簽署了有關宗教事務的《和解協議》,宗教的和平終于實現。由第一執政任命主教,而教皇則給他們授職。他們將作為神父宣誓效忠政府,看來法國教會服從國家的權威,也就是說,服從第一執政的權威已成定居。《民法典》的世俗性對1802年《宗教事務和解協議》起到了平衡作用。正因為如此,1804年7月,《民法典》制定者之一的波利塔斯,這位堅定的天主教徒被波拿巴任命為祭祀大臣,完全在邏輯之中。
《法國人之民法典》――優先是所有權人、已婚者、家父之《民法典》――同樣打上了指導共和八年憲法之“權威原則”的烙印。父親對未成年子女的權威,直至子女年滿21歲,但十八歲已參加軍隊的男孩除外;參軍的青年不受家父的權力管束,但要受軍事長官的管束。丈夫對妻子的權威,妻子應當服從丈夫;主人對其雇員的權威:在對合同與工資發生爭議的情況下,老板的“說法”優先于雇員的“說法”。法國《民法典》肯定不是大資本主義的法典(要由第二帝國來補缺),但它是取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法典,大革命為這個階級開創了統治地位。
正是通過“確認”以上原則,《民法典》才能成為“革命征服”的工具。為了探討《民法典》的各個方面,我們應當用“比較”的眼光,用比較法歷史學者的眼光來看待《民法典》的各種制度與規則。1789年宣告的自由、平等、財產所有權原則是革命的原則。誠然,這些原則仍然是抽象的,就像預言性地宣告“以法治為標志的新時代”的到來一樣,但是,如果我們說這是一部“非常詳細地組織一個新社會”的法典,是一些組織新社會的法律,這種說法既符合理性,也符合想象。只要列舉一下法典中所體現的取得成果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就在歐洲的大部分王國與公國以不同形式保留封建權利的時候,法國廢除了封建權利;貴族特權的終結以及公民在共同的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擺脫了過去“哥特式役權”的財產所有權;子女在21歲時脫離父親的約束,遺產經平等分割而分成小份,也就是說,長子繼承權的終結,婚姻世俗化,離婚得到承認,宗教完全從已經世俗化的法律中驅逐,公民的契約自由如同在公共領域君主的自由一樣具有法律的力量。在歐洲有哪一個王國,哪一個立法如此寫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約自由以及法律的世俗化?
當拿破侖將其《民法典》強加給他的整個“帝國”和各加冕的“衛星國”時,指導他的并不僅僅是一個法典制定者的自負。拿破侖十分清楚,他的《民法典》是一個令人生畏的政治工具,一個“摧毀歐洲人民生活其于中的舊秩序,讓他們獲得解放的政治工具”。他在圣赫勒拿島上曾今說過:“凡是我‘樹立’《民法典》的地方,我都是大把地播種自由”。
當受到其加冕的衛星國試圖動一動他的《民法典》時,拿破侖一概給予粗暴的訓斥。1808年,他得知繆拉對將離婚引人那不勒斯表現得猶豫不決,即寫信告知:“我寧愿那不勒斯仍然回到西西里老國王的手中,也不愿讓人刪割《拿破侖法典》”。1808年年初,荷蘭國王、拿破侖的弟弟路易為了審慎處理當地的敏感問題,準備讓人為他的王國制定一部法國《民法典》的修改版本時,拿破侖粗暴地強制其適用原法典;威斯伐利國王熱諾姆,在當地使用德國版本的《民法典》時,他也是以同樣態度對待之。
誠然,在那些用武力使之服從《拿破侖法典》之恩惠的國家里,法典的制度者深受人們的厭惡。只要將法典與他的作者聯系在一起,這種移花接木就多遭拒絕。但是,法國《民法典》的高質量也使它在與法語最接近的國家了長期得到保留,例如,比利時或者日內瓦大區就是如此;并且,在19世紀,在那些按照現代要求修改法典國家里,法國《民法典》也被用作樣板,例如,意大利、德意志的許多州以及沙皇統治的波蘭、羅馬尼亞和取得獨立的南美洲若干國家。
當然,法典的編撰藝術以及文字表述的清晰與《民法典》的成功不無關系。1840年司湯達曾給巴爾扎克寫信,說他在寫作《帕爾瑪修道院》時,每天早上都要讀幾頁《民法典》,以便“把準音調”。
讓法布里斯與桑塞維里納〖8〗用波利塔斯的語言說話吧!至今仍然讓那些喜歡美秒文筆的法學家們心曠神怡。沒有比《民法典》的最初文筆更加純潔的文字。在制憲議會以及隨后的各次議會里有許多第一流的法學家,他們的集體杰作就是《民法典》,而《民法典》又是法學家的社團體現。這個社團所使用的語言是18世紀的語言,那是法蘭西語言最美好的時光。此外,出于對法律傳統的尊重,法典的起草者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加進了來自舊法的規則,并且沒有改變它們的原有表述。例如,著名的第2279條:“在動產方面,占有即等于所有權證書”,還有第516條“一切財產,或為動產,或為不動產”(tous les biens sont meubles ou immeubles)。這些條文都是高度簡潔的法律杰作,(原文)僅僅7個字就對所有的“物”做出了定義。《民法典》的制定者廣泛地采用了波梯耶1761年發表其《債法總論》所使用的語言表述,而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種編撰。從這一角度,《民法典》有許多條文仍在向我們講舊法的語言。法律史學家或者它的人類學家在這里找到了研究的優先領域;喜歡優美法律語言的人們也從中得到極大的樂趣。可惜,法典的現在版本有那么多的現代條文,它們損害著法典的整體和諧,讀起來令人生氣。
這樣一來,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民法典》是否應當重新組織,清除微瑕并將其中尚無位置的相繼補充條款寫進附卷?
或者,現代立法者是否應當展開編撰《新民法典》的偉大工程?我贊成這種膽識,但是,只有當支持制定新法典的人們對前輩的得失有所深思熟慮之后,對如此有幸進行的法典編撰的藝術要求有所深思熟慮之后,這種勇氣才能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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